新时代乡村治理视域下邪教防治实证研究——以浙江省部分县域为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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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以来，农村社会的邪教问题已成为我国乡村治理的重点之一。__、国务院在2019年“一号文件”中要求严厉打击邪教组织、非法宗教活动向农村地区的渗透[1]；在2020年“一号文件”中强调，“依法管理农村宗教事务，制止非法宗教活动，防范邪教向农村渗透，防止封建迷信蔓延”[2]。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乡村治理在推进脱贫攻坚的同时，应当正视影响精神文明建设的邪教问题。如何提高农村基层治理能力，有效防范和化解邪教渗透风险，是农村社会预防犯罪、维护稳定、促进发展所面临的重大课题。笔者从新时代乡村治理与邪教防治的理论关联性和实践必要性角度出发，以浙江省T县和C县为研究的主要样本，通过对当地村民开展识别邪教和反邪教意识的问卷调查，掌握群众自我防治邪教的能力，分析农村邪教渗透的特点、趋势和成因，从自治、德治和法治相结合的视角探究农村邪教防治之策。

一、研究背景和意义

（一）邪教防治之于乡村治理的关联性

2018年3月以来，我国对于邪教防范和治理，主要由_政法委负责协调和指导相关部门开展邪教问题的综合治理与政策研究，由公安部负责邪教组织违法犯罪的情报收集、研判和打击处置，邪教防治从“打击惩治”为主的法律手段逐渐转变为“预防为主，打击为辅”的社会治理手段。

农村社会的邪教渗透形势复杂，且在各个县域呈现不同态势。新经济社会学理论认为，乡村社会作为“三农”载体是“一个自然或历史形成的有限范围内的成员在群体中具有高度嵌入性的社会——地理——实体”[3]。诚然，在地理、文化等因素影响下，乡村社会保留着传统的民族习俗、语言和宗教信仰，并维持着以血缘、亲缘为纽带的家族或宗族聚居的生活方式，为邪教组织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客观条件。为此，农村邪教防治工作需要在乡村治理体系框架下，运用乡村社会的资源优势，防控以邪教势力为渗透主体的邪教存量风险，防范以农村社会为渗透对象的邪教增量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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